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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盆景到风景 用大文化助推大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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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方面它为扶贫攻坚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文化外延的发展和文化产品、产业的打造。

2016年,“文化扶贫”一词写进了贵州省委出台的《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的顶层设计中。在此基础上,贵州省文化厅提出了“文化育民,文化惠民,文化励民,文化富民”的四个着力点,为全省的文化扶贫指明了方向。2017年,《贵州省十三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又提出“大文化助推大扶贫”。

“现在贵州省通过非遗传承带动扶贫攻坚做的更多的是风景,就是把以前在田间地头口口相传的非遗,变成了通过集群,通过产业园区聚起来,逐步推开的风景。”从“多彩贵州”口号的提出,到现在的“大文化助推大扶贫”。对一个资源丰富,但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来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历程和魄力?

“文化扶贫,相对于其他扶贫来讲,更加复杂,更加多元,而且需要把控的方位可能更加复杂。”贵州文化的掌门人徐静,从一名学者到现在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她在用感性的认知和理性的思维布局贵州文化扶贫的大局。

徐静接受采访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中国经济网记者魏金金/摄

“多彩贵州”的打造并非一蹴而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从提出“多彩贵州”这个品牌到现在,贵州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徐静: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关键。贵州的文化符号——“多彩贵州”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都是比较唱响的符号,但是对“多彩贵州”的打造不是一蹴而就的。

2004年,我们反思贵州为什么落后,找了很多原因,交通不发达就打通道路。“要想富先修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贵州观念落后就提升观念,培养人,培训人。投入不足我们就加大投入,找了很多很多原因,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突然发现贵州还是落后,尤其从纵向来比,贵州和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后来大家坐在一起反思,贵州的落后在于什么?确确实实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最根本在于它的开放度不够,实际上贵州属于特别封闭,或者说半封闭的状态。

过去大家对于贵州和贵阳的关系都不清楚。贵阳和遵义究竟怎么区分?这种行政区域概念不清晰,所以要想发展贵州,必须做强贵州,做强贵州的美誉度,知名度,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思考,用什么文化符号?也就是说用什么文化做强贵州,这就思考出了“多彩贵州”的符号。

“多彩贵州”符号出来后,有些专家学者认为贵州是多彩,那么七彩云南呢?还有人认为“多彩贵州”不像齐鲁文化有集中的文化符号,不是特殊的文化符号。大家又在一起思考,贵州是多元多层次的文化,所以最后锁定的还是“多彩贵州”。

这个文化符号一旦提出来,我们就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做宣传,接下来就是用少数民族的歌舞做强“多彩贵州”这个品牌。从2005年开始,我们实施“多彩贵州”文化品牌战略,起步是从民族文化开始,也就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通过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节日走向世界,做强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很快在贵州唱响,我们现在有一个驻场演出——多彩贵州民族风,这台节目现在已经走到了20多个国家,演出三千七百多场,是贵州现在在文化产业体系发展当中最出色的一台节目,这个演出是一家民营企业做的。

多彩贵州民族风所带来的贵州文化旋风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民族文化上,这个过程走了十年,走到了2015年,2015年贵州开始思考,多彩文化不仅仅是民族文化,还包括我们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这当中的一个节点就是2016年总书记视察贵州。

他到了贵州以后,首先视察指导遵义的红色文化,遵义纪念馆的建设,结束以后他特别讲到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恰恰是深化多彩贵州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契机。所以对原本提出的多彩贵州从集中打造民族文化为主,拓展为现在多元文化支撑的一个文化体系的建构。

2016年,当我们提出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建设阶段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它涵盖了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是一个总体体系的支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从打造“多彩贵州”到现在建设民族特色文化强省,贵州增强了文化自信,在提升文化自信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做法?

徐静:这个问题实际上提到我们现在文化扶贫的几个功能。从理念构建上我们以大文化助推大扶贫,其实它的内涵比较丰富,包括文化育民功能,文化励民功能,文化惠民功能和文化富民功能,这四个功能共同组成为贵州文化扶贫的一个大的工程构建。

所以讲到文化自信,实际上就是通常上讲的文化励民功能,通过贵州省独有的,红军长征到贵州所凝聚沉淀下来的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成为现在激励贵州后发赶超的一种精神动力。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来提升人的内在动力。

2016年我们推出首届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这个节虽然叫文化艺术节,但是突破了小舞台的概念,前缀有一个文化,也就说把传统意义上的小舞台变成了大文化,在这个艺术节当中,不仅有舞台表演,还有非遗展示,红色传承,群众文化等,把老百姓的激情点燃起来。

通过艺术节把艺术传承,把全省人民内在发展动力和发展自信激发出来,凝聚起来,我觉得在贵州还是比较典型的,从开始提出“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口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从理念到战略的跃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精气神的资源是充足的。

贵州的物资资源是有限的,在全国的经济板块当中,贵州的经济总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为什么在经济总量只有2%,人口只有3%的情况下,能够刮起贵州旋风,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文化的价值,就是你说的文化自信。

从2005年提出“多彩贵州”这个文化战略之后,这十几年的时间,贵州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改变,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一个是贵州从封闭走向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是贵州从资源导向走向市场导向,原来是有什么我们生产什么,我们只能站在产业的低端。现在不同了,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大生态把一些传统的技艺高端化。第三个是最大的变化,我们从自卑走向了自信,贵州人在发展过程当中被激励的文化自信,使贵州人特别具有一种自信心,一种自豪感。现在我们走出去以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为自己是贵州人而自豪。

贵州松桃绣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摄

非遗在贵州从盆景到风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非遗的数量众多,目前发展的情况如何?

徐静: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多彩贵州一条亮丽的风景线,17个少数民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根,85项(140)处国家级非遗项目在这里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据统计,目前贵州共有57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手工艺占了30%左右,90%以上的手工艺传承人组成了自己的工作室或作坊,相当都的传承人带领一方村民形成了合作社,成为依靠地方文化脱贫致富的中坚力量。

我这里做了一下统计,我省一至四批省级以上非遗名录共561项(653处),传统工艺所属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项目140项(174处),占省级以上名录总数的1/4;一至四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402人,传统工艺所属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传承人139人,占省级以上传承人总数的1/3还多;所有非遗“十大类”名录项目都与传统工艺息息相关,互为依存;贵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正是因为世代相传的工匠们,才让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得以保存,成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重要基础。

过去的非遗除了在田间地头以一些产品彰显以外,非遗的传承更多做的是盆景。现在贵州省通过非遗传承带动扶贫攻坚更多做的是风景,就是把以前在田间地头口口相传的非遗,变成了现在通过集群,通过产业园区聚起来,逐步推开的一个风景。

如果说,原来的非遗解决的只是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基本需要,现在的非遗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需求,通过做大产业,使这个地区得到发展,贫困群体在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后发动力增强的脱贫。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网记者:非遗是文化之根,怎么能做的让它既保留了传统,又让老百姓赚到钱。目前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上有哪些困难?

徐静:在非遗的发展上,我们需要尽快突破从盆景变成风景。所谓的盆景是说每一个区域都有非遗,这种非遗更多的状态是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

此外,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非遗还是一个点,为什么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每一个地方都把非遗当成是自己的活化石,当成是自己博物馆中的一个藏品。一定程度上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这带来了什么呢?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不能做强做大,而且也出现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内耗,一种内在的同质化的竞争,这是不能做大做强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拉动不够,我们缺乏国际市场和国家平台上的整合,从政府的层面可以有所作为。

现在,我们文化厅的工作从职能上要求,要通过引领尽快让各个地方非遗储藏变得开放化,甚至世界化。通过一些大企业,大园区甚至大平台,把各个地方各有特色的非遗产品、非遗创意进行整合包装,把点变成线乃至于最后变成片,在文化助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就非遗产品开发而言,这可能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这种集群的发展和以前可能是十几个人做一项非遗的产品的小作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徐静:与传统意义上的小作坊不同,虽然也能实现商业需求的对接。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依托大的产业园区,对传承人进行现代企业理念的培训,通过产业循环生产,把传统意义上的加工变成商品生产,甚至通过一些大企业对接国际市场进行高端生产,高端创意。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基本上是在原生态状态上开发。这种产品的科技含量,欣赏价值,市场价值是有局限的。现在我们通过和大开发企业对接,然后统一引进在国内比较高端的有技术含量的创意,来进行包括非遗银饰的产品生产和加工,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原本的意义上,它的科技含量、艺术含量能够提供给人一种高水准的享受,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它就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小作坊,从而使这种低水平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够进行高端对接的生产,就能够适应市场比较广泛的需求。

但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避免因为商业化的竞争,使我们文化产品失去一些应该有的原生态的意义。因为这种原生态文化对于产品的文化价值提升是有利的,也是有利于商业价值的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过渡开发,失去了文化本身的价值,实际上它的商业价值也会下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有些东西要变,有些东西不能变,尤其是非遗的技艺,它有它价值。

徐静: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有的要变,有的不变,就是它本身文化所承载和传承的意义是不能变的。那它能变的是什么呢?能变的是它的附加值,也就是说基因是不能变的,但是在基因的传承当中,所承载的现代意义和价值需要提升,这就需要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这也是我们现在迫切面临升级换代的原因吗?

徐静:升级换代的原因主要是两个适应。一个是要适应大众消费的需求。因为这种商品的价值,其实需要有消费群体,如果太过原本意义,太过原生态,只有所谓的原始传统文化,没有一种现代欣赏,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话,它是不能实现市场对接的。但是如果太泛化,完完全全像一种机器流水线生产,它又失掉本身文化拥有的独特的魅力,也会失去它的商业价值。

总的来说,我觉得要处理好通常意义上讲的原生态和现代的关系,田园化和市场化的关系,本土化和世界化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实际上文化扶贫,相对于其他的扶贫来讲,更加复杂,更加多元,而且它需要把控的方位可能更加复杂。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扶贫产业,脱贫产业,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化事业。所以我觉得文化脱贫攻坚的把控对引领者,对于主体,尤其对于我们地方的政府,可能比其他的产业更考量我们地方官员的智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我在贵州松桃看到过,由一家企业组织绣娘培训,设计产品,对外销售。带动了当地3000多人的就业。

徐静:对,这也是政府扶持和推动的一个事情。

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讲比较成功,他成功就在于整合。就是说以企业以园区作为一个平台,把这些手工技艺传承人集中在一起进行生产,能够实现规模化。而且在一个空间里面进行聚集,有利于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也是一种培训的必须,因为在生产中也实现了学习和传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需要聚合,就是小分散大聚合,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否则这些非遗确确实实就是活化石。是盆景,达不到风景。这种规模经营不是一家一户能实现的。

对一个企业来说,培训这么多的绣娘和手工技艺传承人,不可能给每家每户发订单,至少还要有一个工厂化的聚集让大家在一起,提高生产效率,相互提升自己的手工技艺,这也需要一种聚合。现在贵州在这一块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没有成规模体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为什么说没有成规模体系?

徐静:没有成规模体系是因为不能引进一些高端的企业进行生产和引领,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大的问题。此外高端企业引领进来以后,能不能把我们非遗保护下来。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难点。

很多非遗被开发后商业化程度很高,从手工技艺传承人来看,感觉到自己的文化被丢失了,很失落。这就是我说的分散和集中的关系要处理好。例如我们能不能在一些区域,能够真正保存一种原生态的传承,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顶层构建大文化助推大扶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贵州的“十三五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大文化助推大扶贫,怎么理解?

徐静:和原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扶贫相比,大文化助推大扶贫可以说是升级换代。

首先从理念上看是一个大理念,以大文化来助推大扶贫。所谓大文化,不仅仅把文化只看成是单方面的资源。贵州文化是一个体系,包括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这种文化体系对扶贫的支撑就突破了一个点,它要把文化做成一个产业引领扶贫。比如像绣娘这样的传统技艺传承人,必须有一个大的园区存在,必须有大的企业引领,生产的产品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产品还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格局,从传统意义上文化扶贫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其次,现在的文化扶贫必须紧跟国家扶贫脱贫攻坚的大局,从全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领域,一个点位,它实际上是围绕我们省提出的脱贫攻坚总体战略。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就是一个小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文化整体系统,利用文化总体的资源,文化多元的功能。比如说首先文化应该有利民功能,育民功能,让文化凝聚人,激励人,激发人,成为脱贫攻坚的内在动力,同时把文化要素提炼出来,与物质要素相结合,使文化资源更加商品化、企业化、市场化,引领我们脱贫人口进入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这两年贵州进行文化扶贫的项目与其他地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徐静: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顶层构建,大文化助推大扶贫这个理念。

过去扶贫可能是主要在点位上,比较个体化,最多是小群体,现在扶贫已经进入战略层面,已经进入主战场。

第二是通过”多彩贵州”这个文化符号来做强做亮贵州,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理念,就是构筑精神高低冲出经济洼地。

现在我觉得是真正进入了贵州文化助推扶贫的战略阶段,我们提出构建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建设,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特色是文化扶贫理念,就是用文化的多元化来支撑一个大的脱贫攻坚的文化体系。

所以归纳起来就说,今天的扶贫既有理念也有行动,既有所谓原生态意义上的文化也有对文化价值的提升。所以说现在的文化扶贫是真正文化扶贫的战略构建。

从学者到官员是一种提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原来您是学者现在是官员,您上任两年的时间,怎么看待这种角色的转换?

徐静:要说我自己的感觉和选择,我觉得至少应该这么说,一个人走向社会以后,他的岗位是不容选择的。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是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先作为学者,可以有一些积累。会把自己对社会的一些看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践进行积淀。然后使自己具有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但是学者的这种理性思维和自己面对社会的感觉,其实还是有距离的,作为学者进入经济社会相应集中的主战场,他会带有更多的理性,可能不会太感性。这种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变,作为学者是能够实现对自己价值的提升,在这种提升中感觉到充实。

我设想,如果一开始我没有经过学者的岗位,一开始就放在文化厅系统,可能今天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模式不一样,思维的习惯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工作来说,这种路径是有帮助的。至少让自己变得比较理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您一直在研究文化,尤其是贵州文化,您觉得贵州文化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徐静:我觉得贵州文化是多而和。既多元同时又和谐。

多彩贵州就是多元文化组成的多层次开发的个大的文化体系,用这个文化体系来支撑今天的文化脱贫工程,这是贵州在文化资源开发当中和其他很多地方不同的。

贵州文化未来是什么样?我觉得未来贵州还是一个文化体系,是多元的,而且是和谐的。如果要给它有一个定位的话,我们明确提出红色文化是多彩贵州之魂,民族文化是多彩贵州之灵,历史文化是多彩贵州之根,生态文化是多彩贵州之脉。用这个组合把贵州完整的文化体系给呈现出来。

至于非遗传承,公共文化还有各种各样地方区域文化,实际上是魂、根、脉、灵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些具象。根据每一个区域不同的文化特点和资源特色,来进行文化的开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

 来源:经济日报  编辑:滚动新闻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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